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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日志

 
 

道德飙车之辨---“道德上应律己从严,待人从宽”  

2009-06-25 16:20: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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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月22日《精品购物指南》发表的对我的采访,对于有关“道德飙车”之说讲了一点我的看法,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道德飙车之辨---“道德上应律己从严,待人从宽”

2009年 第48期/总第1473期 出版日期:2009-06-22    查看网页版全文

道德上应律己从严,待人从宽”

    质疑文怀沙事件,乃至“易李之争”已逐渐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狂欢”。推波助澜者有之,反驳辩护者有之,叫骂斥责者有之,同情怜悯者有之。质疑者穷追猛打,被疑者打起太极拳,叫战者陷入无物之阵,应战者始终闪躲避战。而究竟哪一方的观点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恐怕很难判定。但即便道德的判定再模糊,“推己及人”都应是争论中最基本的原则。

    针对“道德飙车”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而他的观点,能够给人们以启示。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道德监督也要有底线”

    《北京》:您认为把道德和飙车这两个词语连接起来,从新词语的角度来说是否成功?

    张颐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词。易中天很有创意,这个说法也很耐人寻味。虽然说法非常奇特,但也入情入理。

    《北京》:您如何定义道德飙车?您认为道德飙车都包括哪些要素?

    张颐武:其实道德飙车的意思很单纯,就是用道德过分的去要求,把道德变成一个绝对的标准,致使将道德过于强化。道德如果像飙车一样,走得太快,实际上就违反了通常的人情世态。也容易把道德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的标准,并站在这个角度来批评一些现象,过度苛求于人。用道德来约束人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道德过度膨胀,就会变成一种极端的道德律令,从而不能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也会容易变成伪善,过度地强调道德会对人造成一种伤害。

    《北京》:有人认为道德飙车是个模糊的概念,而也有人认为道德飙车精确地定义了在公共空间进行道德审判的行为,对此您怎么看?

    张颐武:我觉得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公共空间里进行道德批评非常必要。社会需要监督,无论是时评,还是网络里的评论,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道德的批评、道德的要求和道德的约束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说道德监督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度的道德化。事情不能都以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实际上,道德标准是很复杂的,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虽然在基本的道德观上,人们具有共识,但相对复杂的道德问题就会上升到一个伦理学的高度。现在要防止的就是在公共空间将道德问题简单化,避免不去考虑当事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草率地下结论。如此一来就会变成绝对的道德裁判官,这样是不合适的。道德约束是极其必要的,同时又不能单以我们的好恶和标准,把道德观念绝对化。这样就会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只要防止将道德观简单化、刻板化、僵化,考虑道德观念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就不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既要严格批评,也做到全面和谨慎。

    《北京》:一个所有文化人和批评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如果要,那么,它们又该是什么?

    张颐武:如果一个人明显违反了规则,那大家都要对他进行批评。但,要防止过当。这要和事件本身的状况相适应,不能一哄而起,现在的道德批评往往容易走极端。要客观、实事求是,这是底线之一。此外,对道德问题也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要考虑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现在往往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就急于做道德审判。一些在生活中很合理的事情,一旦被曝光就会有千万人声讨。我认为这是道德的错位,这已不是飙车的问题。这容易造成道德与公共空间、公共场合和日常生活脱节,这个矛盾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客观、理性是道德评判的尺度”

    《北京》:道德飙车的高危人群是哪些人?类似事件容易发生在哪些领域?

     张颐武:道德飙车一般针对的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公众人物、精英群体。这些人在道德行为上都会被公众严格地进行监督。既然享受了一些公众人物的好处,要求严一些也在情理之中。但有时候有些人的认定会过当,不够客观。无论如何都要先对事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实事求是地弄清情况。

    《北京》:您认为是哪些因素导致近段时间道德飙车的盛行?网络这一公共话语空间的成熟对道德飙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颐武:“飙车”这个词不一定很准确,但可以把它理解为对道德的过高要求。由于在互联网上不用真实署名的原因,使得一些网民可以随便猜测,随便评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对舆论监督的提高,公众信息的获得起到巨大的作用。但一些道德上的发泄,则会因为互联网这样一种无限传播的载体而升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挫折和不愉快,也会并通过发表言论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样是不够理性和客观的。而网媒和纸媒的互动,则会使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社会缺乏一个公众理性的探讨空间。大家都是用一些很激烈的词汇在道德上做一些高屋建瓴的判断,而不是理性的讨论,从而造成过于苛刻的现象出现。虽然目前社会中的舆论空间很大,但理性探讨问题的习惯却还没有形成,这仍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北京》:有人说道德飙车是文人相轻心态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张颐武:即便是文人相轻,我认为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积极的一面。有竞争对手的介入,这说明是对自身的关注。如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竞争对手又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他们自然会揭露。如果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也自然不会被追究。当然无中生有的发表言论是不可取的。“被人盯着”不是坏事,这会对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公众获得更多信息很有帮助。不能说“文人相轻”就绝对是错的,要看是否有“可轻之处”。如果没有道德问题,那就是道德飙车,如果有,那就是道德上的客观要求。

    《北京》:有观点认为学术打假和文化批评是进行所谓道德飙车的初衷,那么道德飙车是否能够承担学术打假的任务?道德飙车是否已经侵犯了个人的合法权益?

    张颐武:我认为这是两个概念。道德飙车不是学术打假。学术打假是有假可打的,道德飙车指的是过严的要求。抄袭的人要承担责任,被抄的人自然要去揭露,这不能叫道德飙车。这是正常的监督,否则社会就会无法控制。但是一些关于私生活的问题,一些已经经过历史判断的问题,是否该采取解密、爆料的方式来炒作和渲染,这值得探讨。道德标准不仅对公众人物有要求,对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样具有要求,这样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才能提高。

社会道德理想,从我做起很重要”

    《北京》:道德飙车是否已经触及法律范畴,您认为在法律规范之外是否还应该存在道德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飙车是否是一种道德审判?

    张颐武:客观地说,道德应对一个人进行约束和要求,而不是审判。一个人有无公信力,这是需要道德来规范的。飙车指的是过度、不理性地去要求。道德上的要求和约束永远都需要,但这种约束不能简单地变成对私生活的揭秘,对人过度苛刻的一些要求。要谨慎地区分道德飙车和道德约束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把道德上的批评都变成道德飙车。有道德而不飙车,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北京》:您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张颐武:文化批评很重要。第一,文化批评应该是客观理性的,尤其是公众人物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应该理性客观。客观就是依据事实,尽量考虑到双方的意见。一件事都会有双方或多方的当事人,不要仅听一面之词。理性则是对事物的判断不能感情冲动,要经过反复思考,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对人情世故做到充分理解之后,再做出判断。第二,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做文化批评要有知识背景的准备,才能言之有据。这其中包括理论的准备、思维方式的准备等方面。第三,就是既要在道德上对人性有高的要求,又要对人性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察,这对文化分析十分有益。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具有个人局限性,这些局限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水平不高而造成的,很多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些毛病。因此,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变成绝对理性的动物。人们往往要求社会过严,要求自己却过于宽松。只有对己严格,许多社会问题才能改善。在批评别人之前,首先要扪心自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己及人。道德飙车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对社会严,对己反而是放纵,这就是道德飙车。对自己的要求比别人稍高,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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